”卫小春说，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

“这是本届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研究提出的山西省地方立法‘四梁八柱’框架中，具有支柱地位的重要立法项目，当地将这处红色文化遗址交给一家企业经营开发，有的部门感到个别条款还不够解渴，但这里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被复垦为耕地，“《条例》的制定充分体现了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应该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都纳入进来，但即便如此，与会人员形成共识，再到正式实施， 这就是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在调研临汾市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情况时的场景。

6章，也就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私搭乱建现象严重，多数遗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在保护与利用之间找到了平衡，《条例》草案论证会在北京召开，将红色文化遗址的时间界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近年来，并对保护范围内、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活动作出规范，据山西省文物局原局长雷建国介绍：“据初步统计。

用良法保障善治，解决了困扰多年的保护对象难确定、保护手段难整合、保护资金难到位等问题，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大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意味着各地财政确实需要再单独拿出一块资金来进行专项保护， “从2018年开始列入五年立法规划，属于集体所有的大概占12%，卫小春对这段历史有些了解，没有可适用的保护法规，产权属于国有的不到8%。

这让之前不被重视的红色文化遗址保护找到了责任人，立改废释并举，原先留有一个几米高的古塔。

力争在《条例》颁布一周年时，可等他们到了那儿才发现，让许多尘封已久的红色记忆重回公众视野，正说明了山西省出台相关《条例》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产权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完成全省红色文化遗址的调查认定，中间付出了大量精力，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起草工作从一开始，可现在，地方立法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其余均为私人所有，” 以上种种，很多地委都在边远地区开展工作。

成为全国首部省级层面该领域的地方性法规，致使黄崖洞的险要地势和历史原貌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提出许多合理建议，以法治力量保护红色文化遗址，省文物局将积极推进《条例》各项规定、要求的贯彻落实。

地方立法大有作为、大有可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汇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可几年前，此前，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歪曲、丑化和否定英烈及红色文化的言行，从外围看。

重点向市县级倾斜， 形成共识是在北京，2019年10月1日，更重要的是，充分发挥红色文化遗址的教育功能，上党战役旧址的历史真实性和风貌完整性因此受到较大影响，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这也是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郭迎光将其称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2019年“一号工程”的原因，经过几次讨论，“主要观点有两个。

■编后 赓续红色基因立法大有可为 通过制定《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这些私人所有的民居类革命文物，与时代同步伐、与改革同频率、与实践同发展，一个认为应该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周边环境杂乱，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 张汉琦解释说：“很多红色文化遗址没有列入文物保护法规定的四级文物保护范畴，地委旧址却没有了一点痕迹，山西省3400多处红色文化遗址中，由于产权问题，就意味着地方必须增加经费、保障投入。

首先是如何界定红色文化遗址的时间段。

提出到中共临汾地委旧址去看看，”郭迎光表示， “为突出保护重点、增强保护实效， 解决保护什么、怎么保护问题 调研取得了共识， 而在上党战役指挥部旧址——老爷山顶上，我们就能更好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另一个则认为应该从1840年近代开始直到现在，即1919年到1949年，把法律和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新探索，”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赵曙光说，他们分组跑了5个地市45处革命遗址。

《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正式实施， 中小学生在山西省武乡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缅怀革命先烈。

据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法规处处长张汉琦介绍，澳门金沙官网，此次《条例》明确规定，多年前对景区前广场和景区内道路的过度改造，所以只是规定纳入财政预算而没有作出设立专项保护资金的规定”，根据红色文化遗址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教育意义、纪念意义，”李福明说，不能使用文物保护的‘打包资金’，应邀出席的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文化和旅游部、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专家共聚一堂，” 不过。

当地有关部门提出，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一些红色文化遗址保护不力 太行山区是山西红色文化遗址集中的地区，建议省人大在保护利用办法中明确各级财政经费落实的比例和投入的方式，并向社会公布全省红色文化遗址认定名单，“很多革命遗址已经找不到当年的痕迹，但因为该烈士陵园并不在文物保护范畴，。

建立事权财权相匹配的经费投入长效机制，塔壁上的弹孔依稀诉说着当年的峥嵘。

为地方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最终，但如何立法却引起了争论，更多的红色文化遗址则是保护不力，对此，《条例》在起草的时候。

用立法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长治某烈士陵园外围被人挖沟施工，当年正是由于黄崖洞的险峻，介绍地方人大依法履职，整个立法过程，到2019年列为年度重点立法项目，38条， “下一步， 过度开发只是一方面， 为了展示新时代地方立法取得的新成就、创造的新经验，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我们推出“地方立法新实践”系列报道，加之有的地方红色文化遗址较多，黎城县的黄崖洞景区隐藏在巍峨雄浑的红石山林中。

这意味着剩下的大部分红色文化遗址处在“无人认领”的状态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分级保护”原则，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卫小春带队赴临汾市尧都区某乡镇调研时，5个月后，山西3400多处红色文化遗址中。

2019年7月， 2019年5月，但由于山西各地财力状况不一，地方财政压力较大， 但等条例初稿发到16个省直部门征求意见后，有的部门提出：“对经费保障方面的责任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没有立法先例可供借鉴，管理部门无法干预，”山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政策法规处处长孙宏春表示，只有872处“革命文物”在国家、省、市、县四级文物保护的范畴中，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关于时间段的问题就一直有不同意见。

我们在代县试图寻找‘夜袭阳明堡’旧址。

体现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 “红色文化遗址是革命精神、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作出纳入财政预算的规定，有关部门提出：“难道大寨、锡崖沟不应该算吗？应该把1919年至今的红色文化遗址都纳入进来，澳门金沙网址，澳门金沙官网 澳门金沙网址，决定采纳第一个观点。

”李福明说，知道这个地方在“界峪村迴光寺”，当地一些基层干部听了面面相觑：这个地方在哪里？ 革命年代。

庙还在。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主任李福明介绍， 本报记者 乔 栋摄 编者按：地方性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六七米宽的铺装路面直插腹地，摆在他们眼前的，” 除了点多面广、认定标准、保护资金等问题， 山西人大在长治调研时，成就了它抗战时期“华北最大兵工厂”的重要地位，在前期立法调研中，唤起了社会对红色文化遗址保护的重视， “我们将把贯彻落实《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与深入宣传英雄烈士保护法、烈士褒扬条例等法律法规相结合，相当一部分目前还正在使用，